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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克松冲击的标志性事件是1971年8月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实质是汇率贬值。数据显示，美元指数从1971年的118跌至1974年的102，贬值幅度达12%；类似地，特朗普关税政策推行至今，美元指数已从104降至99，跌幅超4%。正如罗格夫在《This Time Is Different》中所述，汇率的贬值也是违约的一种形式，它实际上标志着美国在债务压力之下无法偿付之前承诺的法定义务而采取的一种违约的措施，本质上是一种隐含的违约。

　　在地缘层面，尼克松鼓励盟友承担更多的责任，特朗普要求盟友自己承担安全责任；尼克松缓和与中国关系，遏制苏联，特朗普努力试图缓和与俄罗斯关系、遏制中国；尼克松强化对事联系，特朗普强化对售；尼克松从越南撤军，但加强与印度的关系，特朗普也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尼克松支持推翻智利民选总统阿萨德，特朗普加强对巴拿马的控制，宣称希望并入格林兰岛和加拿大，更名墨西哥湾为美国湾；尼克松支持以色列对抗阿拉伯国家，特朗普同样如此。

　　对于特朗普关税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布兰查德与萨默斯在《演化还是革命？危机大反思》中研究分析了关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于高收入和中上收入经济体，加征关税与经济增速呈负相关；对于低收入和低中收入经济体，加征关税可能因“进口替代效应”短期内促进本国产业发展，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也正因如此，无论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还是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所倡导的保护性关税策略，以及特朗普念念不忘的麦金利总统签署的丁利法案，因为当时德国和两个时期的美国，都还不是全球最发达的经济体，因而都在各自历史时期被认为有助于本国工业起步。但时移世移，美国当前已经是全球最发达的经济体，其关税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促进本国发展起富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025年5月26日的讲线年中，全球经济建立在开放与多边主义的基础之上，而这一体系由美国领导所支撑。通过倡导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将美元确立为全球储备货币，美国为贸易繁荣和金融扩张创造了条件。这一全球秩序对欧盟极为有利，因为欧盟所秉持的自由主义创始原则与该体系高度契合。但如今，这一体系正在瓦解。多边合作正被零和思维和双边权力博弈所取代；开放正让位于保护主义。甚至连整个体系的基石——美元的主导地位——也变得不确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瓦解可能给欧洲带来风险。我们的经济深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出口占我们增加值的近五分之一，并支撑了3000万个就业岗位。任何导致国际贸易减少或世界经济分裂成多个集团的变化，都将对我们不利。但如果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应对措施，也可能带来新的机遇。变化中的世界格局可能会为欧元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打开大门。”

　　当前全球储备资产格局中，美元仍占主导地位，排在第二的是黄金和欧元，份额相近，欧元略高于19%，最近的数据黄金已超过欧元而位居全球第二大储备资产，其余资产份额则相对微弱。自2012年以来，海外官方投资者就已持续减持美债资产。这一趋势并非始于关税战，而是伴随着美国财政赤字扩大、地缘风险加剧与全球去美元化情绪的升温而逐步展开。美元霸权的信任基础，正在悄然被侵蚀。当前的关税战进一步加速了海外官方投资者逃离美债的进程。

　　拉加德还讲道：“全球货币格局的变化在货币史上并非前所未有。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采取某些行动，动摇了自己领导地位的情况，但尽管最终并未彻底撼动其地位。例如，早在1920年代中期，美元就取代英镑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到1931年时，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已升至64%。但即便如此，美国仍采取了一些单方面改变国际货币秩序的措施。例如，1933年，罗斯福总统为了对抗大萧条带来的通缩压力，暂停了美元兑换黄金。……同样，在1970年代，尼克松总统通过单方面终止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实施10%的进口关税，结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面对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断增长，以及西欧和日本持续盈余的局面，当时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友谊、需求或能力都无法再证明，美国应该承担如此沉重的共同负担。”在这两次事件中，美元作为外汇储备货币的地位都出现了下降。……但在两个时期，都没有出现一种足够强劲的替代货币能够在短时间内取而代之。……因此，投资者转而涌向黄金。”

　　与此同时，稳定币也将在全球星火燎原。拉加德提到：“欧元不会自动获得影响力——它必须赢得这段机会。为了让欧元提升其全球地位，历史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建立三个基础——每一个都是成功的关键：第一，欧洲必须确保拥有坚实且可信的地缘政治基础，这意味着坚定承诺开放贸易，并辅以安全能力来保障这一承诺；第二，我们必须加强经济基础，使欧洲成为全球资本的首选目的地，这需要更深入、更具流动性的资本市场；第三，我们必须巩固法治基础，捍卫法治原则，并在政治上团结一致，以抵御外部压力......欧洲央行也可以帮助提升欧元在以欧元计价的贸易中的吸引力。我们正在开发一种可能的数字欧元，并推动改善欧元跨境支付的举措，这可能会在未来促进国际跨境交易的发展。”

　　这其中，数字欧元就是一种稳定币。稳定币，是一种数字化代币，但不是比特币等不与任何资产挂钩的虚拟货币。2025年5月通过的《香港稳定币条例》规定，符合以下说明的加密保护数码形式价值即属稳定币：以计算单位或经济价值的储存形式表述；作为或拟作为公众接受的交易媒介，用于一个或多于一个以下目的：为货品或服务付款、清偿债务、投资；可透过电子方式转移、储存或买卖；在分布式分类账户或类似资讯储存库上操作；并看起来是参照以下其中一项以维持稳定价值的单一资产一组或一篮子资产。

　　我们在研究电缆行业的海内外盈利时发现，单纯依靠境内生产进行出口，其海外毛利率直到2024年才略微高于国内水平，而且提升幅度有限；相比之下，通过在海外建厂实现本地化产能输出的企业，其海外毛利率显著高于国内市场，普遍高出4至8个百分点。出海建厂的企业，其境外营收的中位数随时间推移持续增长。今天，“产能出海”已逐步走出早年间“水土不服”的状态，与十多年前海外投资频现挫折的阶段相比，当前中国企业出海建厂的盈利能力与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上市公司群体的境外毛利率中位数也呈现出稳定上升趋势。

　　金德尔伯格在《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中，引用了经济学家马歇尔的观点，指出：“荷兰人像其学生英国人一样，钝于发明。”从近现代史来看，西方经济霸主的更替大致经历了意大利（以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等城市为代表）、荷兰、西班牙与葡萄牙，再到英国、美国的过程。这些霸主国家在其鼎盛时期，未必都是科技发明的先驱。事实上，每一个国家在崛起之初，几乎都经历过从模仿到超越的过程——从青涩走向成熟，最终登上全球产业链的顶端。

　　而关于英国的衰落，金德尔伯格也给出了评价。他指出：“与发明、创新和高层次的专利相对称的、意义最为重大的问题或许是不能解决那些在别的地方已经解决的技术问题。……迟迟不把吉尔科斯特·托马斯工艺（1878年在英国研制成功，并马上在法国和德国得到应用）用于英格兰东中部地区的碱性矿场，直至美国人于1915年解决这一技术问题；……烧制陶瓷的隧道窑（1912年被研发出来）经过40年才得到推广和普遍使用。”英国的问题不是“发明不出”，而是“用不上”。一些已在法国、德国得到广泛应用的先进工艺，虽然最初是在英国本土率先被研发出来的，却迟迟未能在本国落地。这些现象背后，反映的正是一个国家在面对技术更新时的体制僵化。

　　“卡脖子”从未真正阻挡过后来者的崛起。威尼斯曾试图以死刑威胁阻止羊毛纺织技术外泄，但最终英国仍在18世纪成功仿造了技术。布鲁日曾设法限制安特卫普的交易次数以维持自身地位，但安特卫普通过制度创新迅速取而代之。法国在被禁运帆布出口后转向亚麻替代，很快取得突破，甚至反过来抢占原本属于英国和西班牙的市场份额。英国自身也曾通过禁止技术和人才外流来维持领先，例如限制纺织机出口、禁止工人迁移，但法国依然成功挖走关键技术人员，建立本土棉纺厂。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在面临广泛禁运的情况下，其化学工业反而迎来飞跃，到1830年前后，巴黎已成为欧洲化工中心。进入19世纪，英国试图通过《原产地标志法案》封锁阻止海外模仿，但很快被德国和日本超越。可见，技术封锁的效果往往是短暂的，真正决定竞争力的，是制度、组织和持续创新的能力。

　　正如泰勒·考恩在《大停滞？科技高原下的经济困境：美国的难题与中国的机遇》中讲道：“大停滞，会不会击中我们的东方快车？我的回答是，不会。我相信中国将跨越这一轮大停滞，而且，美国发生的这波大停滞还为中国提供了赶超机会。原因就在于，信息技术发展的瓶颈已经突破，产业互联网的创新正洪波涌起！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波创新，是应用层面的创新，而不是原生的创新，即把已经成熟的互联网技术应用到各行各业，改造我们所有的传统产业。”“应用创新，也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把“1”变成“N”，而不是从无到有，把“0”变成“1”。在这股新的应用创新大潮中，即使和美国相比，中国也没有明显的劣势。不仅没有劣势，如果拉长历史的视野，中国甚至还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