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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新加坡设立了总额20亿美元的绿色投资计划（GIP）投资绿色公共市场，运用离岸基金免税计划（“13D”计划）、家族办公室税收优惠等吸引资产管理机构设立ESG管理团队，启动“绿色债券资助计划”（GBG），为绿色债券发行方提供外部审查方面的经费支持。2024年，新加坡的绿色、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挂钩（GSSSL）债券及转型债券的发行总额达到了133亿新元，较2023年增长近80%。香港则推出为期3年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资助计划”，为合格债券发行人及贷款借款人提供资助，支付其债券发行及外部评审服务开支，吸引更多机构来香港开展绿色金融业务，2024年香港发行的绿色及可持续债券总额超6552亿港元，连续7年居亚洲首位。

　　五是建立和完善绿色交易平台、创新产品和交易模式。新加坡通过其与东南亚国家的紧密联系，先后建立国际碳信用交易所、气候影响交易所，吸引本国和东南亚资金开展碳交易。香港则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发挥“超级联系人”作用，2022年推出碳信用交易市场Core Climate，为世界唯一支持港元与人民币结算的自愿碳信用交易市场，平台上架超50个经国际认证的碳减排项目，吸引超80家机构参与交易，推出一个月交易量即达40万吨。截至今年3月末，香港共有218只获监管认可的ESG基金，资产管理规模10857亿港元。

　　一是有效推动了绿色转型。新加坡通过吸引外部资金流入，有效地推动了绿色领域投资，推动了绿色转型。2024年新加坡私营绿色投资增速达194%，是东南亚国家平均增速（43%）的近5倍，居东南亚国家首位。而东南亚其他国家绿色转型和绿色金融相对停滞：2024年印度尼西亚私营绿色投资增速-22%，全年未获得新的清洁能源投资；菲律宾私营绿色投资增速-12%，获得的废弃物管理融资从2023年的6亿美元降至2024年的零；泰国、越南私营绿色投资同样呈现负增长。

　　二是提升了离岸中心地位。新加坡于2024年推出27只ESG期货，相关产品吸引东南亚的增量资金流入进行碳汇套期保值，巩固和提升了新加坡的离岸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则通过可持续及绿色交易所（STAGE），Core Climate等平台，Ensemble项目沙盒促进碳交易和项目创新，于2022年11月完成首笔碳市场人民币交易。同时，通过离岸人民币ESG、CCT（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债券发行和交易等方式，有效提升了市场活力，提高了离岸人民币的交易广度和深度，增强了离岸人民币定价能力。

　　近年来，全球企业气候信息披露监管格局正在发生变化，部分国家和地区大力推进碳排放信息强制披露。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主动披露气候信息的上市公司家数已上升至2200家，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但碳排放信息披露仍属自愿性质，而非强制性要求。上海在2024年1月上线了绿色金融服务平台，实现了绿色项目的统一申报、认证和管理，但尚未形成统一的绿色项目认定和评级标准。由于绿色项目认定、评级、分类等标准的不一致，部分公司虽然宣称在经营中采取环保措施，但实际生产经营状况却不符合绿色环保要求，存在“漂绿”行为。金司南金融研究院发现，在企业层面，上海乃至全国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普遍存在选择性披露、实质性议题披露信息较少等问题。

　　一是缺乏专门议事协调机构。新加坡通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发挥政策制定、投资资助的领头羊作用，该局召集了一个绿色金融行业工作组（GFIT），成员包括金融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和金融行业协会代表，统筹制定绿色分类法、改进风险披露、促进绿色金融解决方案落地、加强风险管理等政策，推动绿色金融发展。香港则建立了绿色和可持续金融中心作为专门的议事协调机构，中心负责统筹金融监管机构、相关政府部门、业界及学术机构在培训和政策制定方面的工作，由此建立起一个资源、数据及分析工具知识库，有效地推动了相关金融业态升级。而上海虽然有较多部门和机构推动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发展，但仍缺乏相应的专门议事协调机构。

　　近年来，跨境人民币业务增长显著，相关新场景不断涌现。2024年，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外贸新业态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长55%；新型离岸经贸业务结算量同比增长110%。但离岸市场发展仍处于试点阶段，上海依托自贸试验区建设境内人民币离岸市场，通过自由贸易账户体系、账户本外币合一等机制，发展跨境结算、离岸债券等业务，债券领域主要是按照“两头在外，多级托管”原则，支持境外主体面向国际市场发债融资，2025年7月落地了首单5亿元自贸区离岸债券。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5年上半年中资离岸债总发行规模约1166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5%，其中产业债约233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达118%，产业融资需求旺盛。而国内绿色主体多选择在伦敦、香港、新加坡等地发行绿色债券，上海面临的战略发展窗口期较为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