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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hKey集团的生态布局和业务板块非常丰富，第一是数字资产交易所，就是我负责的这块，香港是我们的桥头堡，同时持续进行全球化布局，现在新加坡、日本、阿联酋和欧洲等主要在岸金融中心我们都有持牌和展业；第二是资产管理，其中包括自有的VC基金，到现在已经投了600多个区块链项目，另外我们还从一级市场拓展至二级市场，包括现货ETF和Top20指数基金等；第三是链上事业部和代币化业务，包括链上节点质押及金融机构的上链解决方案（例如协助基金公司链上发行代币化产品），

　　茹海阳：法币通道方面经历了一些过程，部分银行的风控还是偏保守，遇到交易所容易风控“卡单”。我们已与渣打、众安、德意志银行以及部分中资行等建立合作，也希望行业政策和银行端风控同步进步。目前客户如果银行卡单，也会考虑转用更开放的银行。很多银行不了解我们链上反洗钱技术有多强，因为我们可以做到全部链上可溯源，这是传统银行很难达到的。我相信随着美国和中国香港的稳定币法案生效，更多的银行会转变意识，逐步进入这个市场。

　　茹海阳：过去一年中，我们的个人客户数量实现翻倍，机构和企业客户数量增长了两倍。自去年初贝莱德开始成立比特币ETF以来，互联网券商及港资、中资券商逐步进场，推动了市场的增长。在本轮行情上，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创新高是由机构驱动的，相较于过往由散户主导参与很不一样。最让我意外的一个案例是，去年7月，一家做新能源电池的企业找到我们，一开始我们以为他们只是想投资数字资产，深入了解后才发现原来是在他们买大宗原材料时，有些上游供应商要求用稳定币支付，单笔资金就有几百万美元，我们作为合规的法币换稳定币通道，成为他们的首选。

　　我们本来以为数字资产还是个人投资、金融投机为主，没想到能源、黄金、小商品、航运等传统产业也在自发用稳定币进行大额跨境支付，因为稳定币的跨境清结算效率更高，银行转账要1-2天，有时还要经多家中转并面临严苛监管，稳定币则可以一分钟到账，能满足企业对成本和效率以及合规的要求，而合规交易所有牌照、严格反洗钱及KYT溯源能力，与这些企业的需求很契合。行业的自发进化和创新，比我们想象的更快、更大规模发生。我在今年4月的Web3大会上就提到，预计在贸易关税战下，全球各国将进一步推进稳定币的应用，相信短期内将有爆发式增长。

　　茹海阳：对合规所来说，稳定币是非合规机构无法涉足的一类资产。另一类资产是RWA（实物资产证券化），特别是当前兴起的代币化证券资产，其底层本质是股票、基金或票据等传统金融工具。这类证券资产的交易同样需要牌照，由于底层资产相同，风险认定也相同，从底层资产的视角看，无牌操作本身就构成违法，因此资产的代币化也创造了一个新的合规发展机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正在加速推动代币化进程，新任SEC主席近两个月密集发声，提出未来所有美国股票都应上链。这源于区块链在信息披露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能提供更高的透明度。美国正以此次金融变革为中心，试图融合区块链优势与传统金融，以强化其金融市场领导地位。特朗普执政后出现的“去美元化”趋势，促使各国（包括近期减少购买美债的日本）寻求替代方案，美国则希望借数字化进程巩固自身美元霸权。美国力推稳定币也与其国家利益密切相关：所有稳定币发行机构均需购买美元短期债券作为底层储备，这实质上是消化了巨大的美债供应（例如泰达公司已成为全球主要美债持有机构之一）。今年6月，美国财长贝森特预估，稳定币规模将从当前的约2,500亿美元增长至2万亿美元左右，这将形成一个庞大的美债买方市场，因此美国推动这一变革显然存在明确的政治意图和利益考量，并试图引领全球趋势。这无疑也是我们需要抓住的重要窗口期。

　　茹海阳：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首先人民币国际化想更快突破，确实应该借助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稳定币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辅助。现在CIPS在全球已经有超1,000家直接或间接参与银行，可以大幅提升人民币清结算效率。但相较于SWIFT，CIPS全球各地受理终端还是有限，尤其在中东、非洲、拉美等CIPS参与行不多的地区。目前人民币在全球跨境支付中的份额约5%，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中国又是外贸大国，有自己独特的产业链优势，现在越来越多的跨境企业都要降低结算成本、提升到账时效；同时，离岸人民币池子非常大，仅在香港的存款就有1万亿元左右，都是为贸易和资产流通准备的。如果在发行港元稳定币之后推出离岸人民币稳定币，其有可能成为一个增加终端覆盖和链上效率提升的工具，助力提升人民币的全球支付份额。长远来看，在中国有一定地缘摩擦风险的情况下，这也能起到渠道补充和风险备份的作用。

　　茹海阳：香港证监会这次动作非常快，而且政策很开放，稳定币的法案对发行币种也没有限制，发行机构可以发港元、美元、欧元、离岸人民币等，具体取决于应用场景的丰富度，大概率会从港元稳定币先行试点，从金融产品及跨境贸易两大场景切入。而香港本身就是最大的转口贸易中心，无论是大宗商品结算，还是企业境外投资都很有基础。而且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与全球主要市场和机构都有天然联结，既能作为窗口参与全球清结算，又便于吸引中资大行和龙头企业参与发行、流转和托管，政策层面也会逐步放开和引导。

　　茹海阳：这其实取决于各个国家自身金融体系的强健性，特别是本币的稳定性及支付体系的发达程度。如果一个国家本币稳定，且移动支付发达（例如商户收单手续费较低），银行间资金清结算效率较高，那现阶段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依然绕不开银行账户体系，稳定币其实很难在日常支付环节产生体验上的“代际迁移”。所以短期来看改变的重点还是在跨境支付领域，包括贸易和劳务汇款等跨境场景。在亚洲市场，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经济体其实自身的银行及支付体系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稳定币的影响也是更多在跨境支付场景发挥作用。举例来说，香港、中东和菲律宾之间涉及菲佣的劳务汇款，在逐渐由传统的西联汇款转向稳定币。而对于本币不稳定、货币政策不那么强势、且支付体系相对落后的国家，传统金融体系会受到更大的替代作用影响，正如非洲、南美等地区当下发生的情况。

　　茹海阳：前两年新加坡是对数字资产极度友好的，但由于反洗钱等问题，新加坡最近开始了对非合规机构的驱赶，部分也影响了既有本地数字资产生态的发展，反而为香港提供了发展全球数字资产中心地位的机会。但中东特别是迪拜，现在反而是香港极为重要的竞争对手，因为迪拜的监管比香港还要灵活，创新步伐也大。比如香港做股票代币化，要受特定法规的制约，所以现阶段主要是基金和票据类代币化产品，但在迪拜，阿联酋的监管机构正在推动股票链上化，理论上以后在在岸金融中心可以买到链上发行的苹果、特斯拉等全球股票资产，甚至连公司未上市的股权都能链上交易。中东原有金融基础设施薄弱，敢于用区块链技术抢夺国际金融中心的新高地，走得非常激进。相较之下，香港体制有优势，创新推进也在逐步加速，例如下半年衍生品交易有可能也会开放。如果能进一步加强和区域内其他监管机构的联动协同，我们对于香港发展成全球数字资产中心还是很有信心的。

　　茹海阳：合规并不是纯成本，而更多的是商业壁垒。以冷钱包为例，香港监管要求头部合规交易所必须采用HSM冷钱包技术，我们内部为此专门搭建相应的钱包体系并购买了全球最大的数字资产保险额度，虽然增加了运营成本，但极大提升了资产安全性。就像ByBit被盗案造成15亿美元的资产损失，如果有冷钱包的隔离，再加上保险的双重保障，相信结果会很不一样。合规上的“繁琐”有时是风险防范的刚性保障。另一个例子是反洗钱，合规流程推动我们大量投入KYC系统、链上检查、合规风控等技术研发及服务接入，比如引入钱包地址全链路溯源，做到了每一笔资金的“出生到终点”链上流转。

　　其实我们反洗钱的精准度和溯源深度甚至高于传统银行体系，合规标准要求越高，运营、风控和研发的水平就被强制拉起来，也为我们赢得机构客户的信任。同时，面对合规要求带来的短期运营压力，我们会主动与香港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密切沟通，经常提出创新运营模式，比如保险成本优化、流动性成本优化等。香港及全球监管层也在关注业务可持续性，会为“有创新又安全”的项目提供政策窗口和弹性。只有在主动沟通、透明合规的基础上，创新才能获得空间和支持。对比非合规机构“短期高增长、长期高风险”的模式，我们在合规口径范围内持续打磨产品和服务，反而更容易长出有壁垒、能稳定持续盈利的业务形态。

　　对于已持牌市场，我们的挑战不是要拿额外的牌照，而是扩展牌照的业务范围，例如在香港我们要扩展到衍生品交易，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牌照并不在于多而在于质。而对于我们非持牌的市场，我们更倾向跟各国本地牌照机构合作，而不是单兵作战，因为本地协同能快速融入当地监管与业务资源，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价值。例如在东南亚地区，我们最近与菲律宾最大的数字资产交易平台Coins.ph达成战略合作。同时我们也希望推动跨监管辖区的标准互认，让各家交易所的规模效应放得更大。不同牌照类型也应加强生态协同，稳定币发行机构和交易所之间也是强耦合的合作关系，因为稳定币换金等活动大多在交易所侧发生，我们在香港也在与几家稳定币申牌机构沟通合作事宜，以充分发挥各自的牌照优势。

　　茹海阳：我们团队建设的最大挑战是多元文化、背景的融合。我们现在团队人员的组成是币圈、移动互联网、传统金融背景各占三分之一，但他们都各有思维惯性，难的是如何拧到一起、达成一致。我们最看重“开放包容、学习能力强”的同事，鼓励大家用第一性原理重新思考什么是合规交易所。对想加入数字资产行业的传统金融人才来说，最重要的也是保持开放心态，主动学习新技术与监管趋势，融会贯通就能找对定位和机会。风险资产和创新应用的很多底层逻辑其实和传统金融和移动互联网是相通的。合规数字资产刚刚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中国公司和人才也应抓住时机，跑到世界前列。（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