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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行原DB体系主要着眼于便利度，新的BR体系则从三大维度进行评估：规则框架、公共服务、办事效率。其中，规则框架主要考察企业必须遵守的法律法规，公共服务主要考察政府提供的合规设施以及促进商业发展的公共机构和基础设施，办事效率则考察规则框架与公共服务相结合产生的实际效果。BR的所有指标都在这三大维度下评分，前两个维度主要通过“是非”判断题进行评估，办事效率维度则采用“前沿距离法”进行评估，即评估与最佳实践的差距，相关得分既取决于各经济体自身改革力度，也受其他经济体改革进展影响。以企业准入指标为例，在规则框架维度下，考察公司名称是否要求强制核验，是否有最低实缴资本的要求等；在公共服务维度下，考察能否实现电子签名和认证、能否公开获取公司信息等；在办事效率维度下，考察公司名称的核准时长、公司注册费用等。

　　二是评估方式。BR评估体系通过专家调查和企业调查两种方式获取数据。企业调查是世行首次采用的数据收集方式，针对“办事效率”维度，对除“企业准入”“企业破产”外的其余8项指标的办事效率进行评估，分值占比约27%。抽取的企业涉及全国范围，包含混合所有制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本次中国企业调查共抽取企业2189家进行。专家调查则只针对各经济体人口最多的1个城市进行，评估“规则框架”和“公共服务”维度，以专家对经济体的参评城市打分的方式进行评估（中国大陆专家调查的样本城市为上海），占总分的73%。

　　三是评估视角。BR体系在原DB体系的基础上作了继承和拓展。一方面，从聚焦于单个企业办事便利度的微观视角拓展到重视对社会整体影响的宏观视角，将考察点延伸至环境保护、职工福利、市场竞争、财政可持续、消费者保护、公平获得商业机会等社会关切领域。如果某一指标影响企业收益，则该指标会在“企业灵活度”下进行评分，如企业准入时间与费用指标。而如果一项指标的影响延伸至社会公众所关切的领域，如环境保护等，则该指标将在“社会效益”下进行评分。绝大多数指标兼具“企业灵活度”和“社会效益”方面的分数。例如，明晰的税收规则对于单个企业（降低了合规成本）和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加强了信任和社会契约精神）均有益处，这样，该项指标的分值，将在“企业灵活度”和“社会效益”之间进行分配。

　　值得注意的是，为支持专家客观公正地做好评估，经济体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公开透明、易得易解非常重要，政府部门对它们的宣传解读极为必要，这也是世行评估的方法论所支持的。世行评估的领域相当广泛（新BR评估体系的细项指标有近900个、1700多个测评点），无论世行内的专家还是外部参加测评的专家，要全面、准确了解一个经济体所有相关规则和落地情况都存在困难，常有出现误读、误答的情况。笔者从2018年至2021年，全程参与了世行与中国所有指标的最终磋商，经历了多个这样的情形。印象最深的是，2018年世行评估的“保护中小投资者”指标，满分100分，中国仅得48.33分，全球排名第119名。当时笔者在政府工作，基于此前多年的商法教学与研究，认真填写了问卷，发现公允分值应为73分左右。由于专家对中国法律体系及具体规则不熟悉，导致了大量的误判和错判。后来我们和中国证监会一起，对制度规则进行了正确的宣传解读，帮助专家形成了客观公允的认识，避免了误读，这项指标得分为72分，排名提升至全球第28名。

　　一是有利于我国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2018年，习在上海考察时指出，“上海要瞄准最高标准、最高水平，优化政务环境，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并在若干重要领域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世行营商环境BR评估体系共引用了76份国际标准文件，涉及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多个国际机构，集中反映了许多国际上优化营商环境的成功实践，体现了营造更高水平营商环境的导向，为我国深化相关领域改革、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重要参照。

　　二是有利于锚定改革目标和开拓改革思路。根据世行评估体系，营商环境是指企业无法控制的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对企业整个生命周期中的行为有着重大影响。世界银行的评估方法论虽然时有变动，但是关于“营商环境”的定义始终坚如磐石，未曾有丝毫变化，始终强调外部性和重大性。外部性，是指政府的监管和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企业设定了其无法控制的外部条件，这些条件是外生于企业而存在的。重大性，是指这些条件对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外部性和重大性叠加为企业的制度易成本。

　　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是降度易成本。世行评估的这一取向，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支撑。20世纪3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率先在“生产成本”之外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他发现，运用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并非毫无成本，产权保护、谈判签订合同、监督合同执行……都存在着交易成本。在科斯的理论中，交易成本是指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包括获取和处理信息的成本、协商和决策的成本、执行和监督的成本等。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罗提出，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实际上就是“一个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而不是单纯的商业成本。

　　营商环境评估的核心价值与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一脉相承，就是给予最小受惠者以最大的利益。这一价值选择有着坚实的社会学基础：当底层得到照顾，生活安定幸福，中层就能获得足够的支撑，而中层是整个社会的中坚，中层稳定则整个社会稳定。正因为如此，世行的企业调查对象，中小企业占了绝大多数。良好的营商环境，一定是充满温情和善意的所在。例如，有的科技园为鼓励小微企业入驻创业，给予免收一定期间房租的政策优惠，有些地区给予外地来找工作的大学生，提供数日的免费住宿，均与世行价值体系相吻合。平等并不意味着一刀切，存在强式平等和弱式平等之分。对于予以倾斜保护，恰恰体现的是实质上的平等。2026年上海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指出，针对劳动者“困在算法里”的流弊，要加强平台算法治理，规范网络平台经营活动，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针对城市烟火气不足的情形，行动方案指出，优化外摆投摊，户外广告、户外招牌等监管审批，助力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发展，持续提升街区活力和“烟火气”。

　　世行以该价值观为引领，在诸多诺奖获得者的参与下，构建了一套可量化、可比较、可竞争、可改革的评估体系。该体系非常强调以企业感受度为评价标准。早在《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中，时任世行行长金墉先生称，“所测即所得。没有任何报告比《营商环境报告》更好地阐述了这句格言”。世行在全球开展的企业调查，根据真实客观的调查数据来评定营商环境的优劣，充分体现了“所测即所得”的科学精神。这对于我国校准改革价值中枢和优化改革措施，无疑大有裨益。例如，企业破产指标考察是否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专门的破产程序，为我国进一步细化优化相关制度安排提供了重要参考。

　　修法调规。上海非常重视用好地方性法规权限，特别是《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建立了常态化的修订机制，笔者在政府法治部门工作八年，真切地感受到，修法调规对于营商环境优化是多么重要。例如，《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将供电可靠性评价、建筑师负责制等世行标准入法固化。再如，《上海市供用电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供电企业应当在全市范围内合理布置抢修力量，对供电故障及时抢修。自接到报修之时起，到达现场抢修的时限，外环线内不超过六十分钟，外环线外不超过九十分钟。因天气、交通等特殊原因无法在规定时限内到达现场的，应当向报修人作出解释。

　　在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之下，世行评估中上海的供电可靠性指标表现优异，如一个典型月份的停电次数、一次典型停电的持续时间（小时）、一次典型停电造成的损失（占年度销售额的百分比）等测评点均排名全球第一。同样为基础设施类指标，经历供水不足的企业占比、将交通运输视为制约因素的感知指数、更换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难度指数、将海关和贸易法规视为制约因素的感知指数等，也名列全球第一，这与上海营造的公开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显然密不可分。

　　习强调：“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2026年1月4日，上海召开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大会，把“新春第一会”提前为“新年第一会”，发布《上海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年）》。在借鉴世行评估底层逻辑的基础上，坚持以我为主，自主改、主动改，积极体现上海营商环境实践特点，从四个不同的维度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各维度的价值导向各不相同，体现了政策制定者对营商环境的深刻体察：政务服务环境强调高效便捷，市场竞争环境强调公平公正，产业生态环境强调友好适配，社会共治环境强调多元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