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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进入数字社会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和新的战略资源。我国与美国、欧盟、英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出台政策、战略和文件，支持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早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中国政府就推动提出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国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正式出现在之中。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深刻影响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和经济运行机制，在国民经济中显现出基础性、战略性地位。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机制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如何推进数据要素的价值转化、如何建设数据要素市场成为重要的实践课题。从2015年中国第一家数据交易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建立至今，中国各地陆续建立了几十家数据交易机构或平台，进行数据交易的积极探索，取得了很多好的经验和成果。

　　数据要素作为一种经济战略资源，其市场化水平一定程度影响着资源配置的效率。但在实践中，数据产权问题已成为市场发展的“拦路虎”，缺少理论共识与实践经验，是国内外面临的共同问题。数据要素产权具有“二重性”特征是重要原因之一。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认为，“数据是指搜集到的、原始的、未经处理的关于客体的事实”。根据这一定义，数据权属存在“两个主体”：一是数据事实主体，也就是数据背后的“主人”，是数据赖以存在的客观物质载体；二是数据记录主体，就是通过一定的技术、设备和劳动投入进行采集（搜集）、储存工作，并由此获取原始数据的市场主体。

　　相应地，这就引出数据要素的“两种权利”:一方面，数据要素产权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具有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经营权、索取权、继承权和不可侵犯权等“一般权利”；另一方面，数据还具有其他生产要素不具有的隐私权、许可权、删除权、查阅权、复制权、更正权等“特殊权利”。相比其他只有一个权利主体、只有一般权利的生产要素，同时具有“两个主体”和“两类权利”的数据，要在两个主体之间对两类权利加以分配，从8种“一般权利”的非空子集和6种特殊权利的非空子集中各选一种进行组合，排列的可能性有上万种。即使只进行粗略的产权划分，也十分困难。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红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全新动力。数据越多、种类越全、规模越大，其价值或潜在价值就越大，这是大数据的基本常识，也是国家成立数据管理局、加强数据开发利用与治理的原因之一。在此基础上，可考虑进一步设立国家数据中心，尽可能集聚起海量数据，形成一座“数据矿山”，这将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过去，我们依靠“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改革红利”“开放红利”托起了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用好“数据红利”“数字技术红利”，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者是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本文是作者8月27日在2025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数据要素产权制度50人闭门会上的发言。）